他们歌唱,光荣归于至高者……
——《失乐园》257页
读我自己写下的这些故旧之事,我总会有忽然失去真实的感觉。
我说总会,是因为从我十年前有机会接触到“文革”期间,爸爸在监狱里亲笔写下的自传开始,我就对这些发生在“文革”前夕的事感到荒谬和难以置信。
现在我多少明白了,我的毛病在于我总是难以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培育了我精神世界的共产党人,党的领袖,也有如此委琐,如此丑陋的人性弱点。我总是难过地发现,我的父辈,这些高大的共产党的创始人们竟然不是可以避免人类弱点的超人。我惊异,一个伟大的事业和一些伟大的人物,却由于一些如此渺小的原因演出了令后人汗颜的滑稽戏。
这种人类弱点和渺小的原因通常包括:自大狂、偏听偏信和背信弃义。
就算林彪已经洞悉了罗瑞卿的为人,但爸爸在军政两界担任的重要职务,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密关系以及在其他党的领导人,包括各位军委副主席面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精明强干的形象,已经创造的卓越工作成绩,都使林彪不能等闲视之。要搬掉罗瑞卿这块绊脚石,他还有许多事情得做。其中,动摇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
1965年2月,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正在艰难地走完他生命的最后的路程。刘亚楼得的是肝癌,医生们已经对他的病束手无策。刘亚楼的妻子叫翟云英,原来是个医生,我们小时候都觉得她长得挺好看,后来才知道她有俄国血统。
据她讲,林彪的妻子叶群,在那一段时间里忽然成了刘亚楼病房里的常客。叶群一来就要谈上半天,连她翟云英也不准在场。有时候好容易叶群谈完了,坐上汽车开出医院的大门,翟云英还未在丈夫身边坐稳,叶群的汽车又掉头回来,翟云英只好再次离开病房。叶群和刘亚楼谈什么,翟云英不知道,刘亚楼不说,她也不问。她只是觉得丈夫在那一段时间里非常烦躁。使她更为吃惊的是,林彪竟然也一改平日怕风怕光怕见人的规矩,打破他从来不看望任何下级,更不探视任何病人的常例,亲自跑到刘亚楼的病房里来和他谈话。内容仍是非常秘密的。
这时候,爸爸专程到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却让爸爸先找刘亚楼谈。爸爸对林彪的安排十分奇怪,但是他正好也想看看刘亚楼,就先去了华东医院。爸爸安慰刘亚楼,要他安心养病,要心胸开阔。刘亚楼对爸爸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他还要爸爸对林彪不要有误会。这些话使爸爸如坠五里雾中,他并未意识到这是林彪通过刘亚楼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争取和试探,看他到底肯不肯上林彪这条船。后来,爸爸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曾经说:“我当时只是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刘亚楼沉吟了许久,又对爸爸说:“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爸爸对这些话同样没有在意,一个垂危的病人,常常会有特别伤感的想法。爸爸仍然嘱咐他好好养病,不用考虑太多的事情。
这场莫名其妙的谈话之后,林彪才出来见爸爸。林彪问爸爸和刘亚楼谈得如何,爸爸只是如实相告。林彪看出爸爸根本没懂他的意思,他对爸爸的表现又一次失望。但是时机远未成熟,他林彪更不能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林彪看爸爸情绪低落,就把话锋一转,对爸爸用安慰的口吻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到此结束,但是林彪的话却未使爸爸感到丝毫的宽慰。实际上,爸爸虽然在军委办公会上为1964年在全军开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进行辩护,虽然军队中的大多数将领都不同意全盘否定练兵运动的成绩,但是这个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已经急速降温了。更令爸爸心乱如麻的是,他完全无法估计他和林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觉得,林总行事说话越来越怪异。
爸爸后来曾经对妈妈说,1965年那一年,他的心情很不好。林彪经常会和他说一些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比如什么“你们都可以放心,我林彪就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连累你们,连我的老婆孩子也不会连累”等等。对于类似的话,爸爸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能够维持礼貌就沉默,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有一次,林彪说得太多了,他再不开腔实在不行了。爸爸小心翼翼地说:“林总,我想我们这些人和主席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爸爸说这话实在是有点自作多情。因为没过多久,林彪和毛泽东都毅然决然地割断了他们和爸爸的关系。但正是这种自作多情的话引起了林彪更大的不满,他要的是爸爸对他个人绝对的服从,而不能掺杂另外任何别的因素。
每次进行完一场这样的谈话,爸爸就觉得很忧郁,他不懂林彪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多疑。他只能安慰自己,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林彪在长期养病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坏脾气。
1965年4月上旬,爸爸要回北京参加作战会议,当时毛泽东在武昌。爸爸从广州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他自己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不久,毛泽东处回电说,不要来武昌,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星期会,然后再来汇报。4月28日,爸爸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先在北京开完了会,然后陪同贺龙元帅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为了向林彪汇报,爸爸又只身去了上海。
林彪知道爸爸先陪贺龙去了武昌,心里已经不满。一见了面就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要加强通气。”然后又说:“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林彪还对爸爸和他之间的通气规定了五条。这五条大概的意思是,如林彪在北京,要×日一次汇报工作,如在外地也要×月一次。爸爸到他那里汇报工作用不着事先联系,也用不着事先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在向爸爸说明通气的重要性时竟然还拿出了党章一字一句地念起来,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使爸爸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仍然不能懂得林彪的火气到底从何而来。爸爸说:“我知道毛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林彪说:“你能做到,就好。”
当时,刘亚楼的病已经很重,父亲去看他,告诉他:“毛主席要你好好休养。”刘亚楼说:“我不要紧,毛主席的健康最重要。只要主席健康,你的身体健康就好。”当时妈妈也在场,她听到刘亚楼的话曾经起了一点小小的疑惑。刘亚楼为什么没有在谈到身体健康的问题时,在毛主席和爸爸之间提到林彪,要照当时的常理,刘亚楼是不会疏忽这种问题的。但是因为当时妈妈看到刘亚楼病势深重,心里很悲痛,就没有再想下去。也没有料到,这种“疏忽”是因为刘亚楼已经对林彪想在他这里打开整爸爸的口子有所恍悟,而对林彪产生了不满。第二天上午,刘亚楼就去世了。对于他的死,爸爸曾经很难过。因为刘亚楼是一个能干得力的干部,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刘亚楼的丧事办完后,爸妈还请翟云英和她的孩子们到我们家里吃饭,我记住了刘亚楼叔叔有一个儿子的中文说得特别差,据说是因为他从小跟了一个只会说俄语的苏联保姆,所以从此学不好中国话了。但他的名字却非常中国,叫刘煜奋,爸爸说:“你的名字又热又亮。”我查了字典,“煜”是火焰和照耀的意思。
5月25日,爸爸深夜才回家。连续几天的作战会议使他已经很疲倦。一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一份电话记录。这是林彪口授的一个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三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原来,当作战会议结束的时候,爸爸做了一个总结。本来,总参谋长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都未到会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做一个总结本是情理中事。更何况要爸爸做总结发言是会议决定的,事先也报告了林彪,他并未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当六十三期简报送到林彪手上的时候,他却忽然勃然大怒。
还没等爸爸把自己的思绪理清,判断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电话机响起来,是叶群打来的。她在电话上说:“我今天只离开了_小会儿,谁知道就出了这个事情。101发了大脾气,现在已经睡了。一定请你到这里谈谈,我会把事情解释清楚。”
爸爸到后,叶群把爸爸引进一个卫生间。使爸爸更为吃惊的是,他看见叶群的女儿林豆豆竟然也在场。叶群令人作呕地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也叫来。”她说:“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101憋了一肚子气,不发出来是不行的。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我已经把他那个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情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情放在心上,他是把你作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
爸爸始终一言不发,回到家里,他气愤地对妈妈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回事?”
现在看起来,六十三期作战会议简报的事情,是林彪本来想突然发难,大闹一场,先给爸爸点厉害尝尝。但是刚刚开了个头,他们就发现这样一件小事闹起来有点太不成样子,理由不充分,站不住脚。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准备好,所以他们不得不想一个收场的办法。
第二天,林彪亲自约爸爸去谈谈。叶群在电话里要妈妈同去,说:“他们两个男的干巴巴地,谈不好又谈崩了。你来,你来,你一来气氛就不一样了嘛。”
那一天的情景,妈妈至今记得清楚。叶群把妈妈让到另一间会客室里,对她说:“昨天晚上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只是不在了一小会儿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电话记录我已经让人收回了,我还交待了他们要消毒。”她和妈妈坐得更近一点,口气也十分急切和诚恳。她说:“希望你和总长忘掉昨天的事情,永远忘掉,就像它根本没发生过一样。”她还说:“101的脾气坏得很,他只能同自己最亲密的人发脾气。总长就是他最亲密的人。”叶群还找出小说《红楼梦》中的两句话,说林彪和爸爸的关系就像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关系一样,“因为太好了,所以就常常发生‘不预之隙’,所以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妈妈觉得叶群的话实在有些不伦不类,就尽量转换话题,不想叶群的兴致更加高涨起来。她说:“101这个人实际上是非常重友情的。你知道罗荣桓当年的政治局委员是怎么当上的吗?罗在东北可没做什么事情,天天担架上抬着。可101还把功劳分给他一半。开大会的时候,101从前台跑到后台,满头大汗,就是去说服一些人,要不然,罗荣桓的政治局委员根本当不上。”
爸妈一向尊重罗荣桓同志,认为他实在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忠厚长者。妈妈觉得更不应该这样议论一位已经过世的同志。叶群见妈妈不喜欢这个话题,就说:“你们为什么不送点东西给我们呢?”妈妈很吃惊地说:“没想到什么合适的东西呀……”叶群说:“就是送张照片也好嘛,你们那些孩子多好,活泼,不像我们家的豆豆和老虎不开展,不活泼。”妈妈说:“好吧,我回去捡几张合适的照片送来。”
谈话总是不太融洽和热烈。叶群提议到院子里去走一走。刚走出客厅,叶群就大喊:“秘书,拿剪刀来!”
5月份是花开的时候,院子里的牡丹和芍药都开得正好。叶群手持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把那些花朵都剪下来。这时爸爸和林彪一起走出来,他们谈完话正在告别。妈妈赶紧和爸爸一起登上汽车。两人都已在车上坐定,叶群追出来把那一大抱花从车门里递过来。妈妈说:“这么好的花,你们留着看吧……”叶群则一迭声儿地说:“大家看,大家看。”妈妈无可奈何地把花接在手里。
在汽车上,妈妈问爸爸今天都谈了些什么,爸爸说和昨天的意思差不多,让我永远忘掉这件事。话虽这么说,可妈妈仍然感觉到爸爸很忧郁,也很沉重。她把刚才叶群的谈话告诉给爸爸,尤其是关于罗荣桓元帅的那一段。妈妈说:“叶群这样子实在太不对,太庸俗,不像个党员说话。”爸爸沉吟了一下,对妈妈说:“这个话不要出去说,千万不要出去说,这个话是会影响团结的。”
那天爸妈回到家里,我们看见妈妈拿回来那样一束大得不寻常的花,都高兴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妈妈最爱花。但是妈妈后来告诉我们,她觉得那些花一点意思也没有。头一次,美丽花朵在她眼里失了颜色。
后来,妈妈找了几张弟弟的照片送去。叶群回电话说:“101喜欢极了,马上装了镜框放在办公桌上。”我记得,我们也收到过叶群回赠的小礼物,是一些在那个年代里不多见的漂亮的塑料小钱包、小手袋。那上面的娃娃人形,都镶着会动的眼睛,我大概曾经非常喜欢这些小东西,所以到今天还记得它们的样子。
根据档案记载,林彪和叶群早在上述事情发生以前,就.已经下了整掉爸爸的决心了。1965年5月20日,他们授意几个秘书联名写了揭发爸爸的材料。6月间,叶群又授意海军政治部负责人写了揭发爸爸的材料。这些都锁在叶群的保险柜里。什么鲜花啦,装上镜框的照片啦,都是演戏。是为了在他们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稳住爸妈。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爸爸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原来规定的五条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团乱麻。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就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就说故意搞疲劳战,想把人累死。
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爸爸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爸爸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爸爸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林彪的住处,连汽车几点几分开到大门口都是事先联系好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爸爸,但事后硬说爸爸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总之,每次去汇报工作,林彪都未就工作的实质内容发表什么实质性的意见,就是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纠缠不清。
我曾经非常奇怪,对于林彪和叶群的这种种恶劣做法,爸爸为什么能够忍耐。就当时爸爸和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关系而言,爸爸完全可以告他们一状,而且可以告准。但是爸爸却忍辱负重。后来,他对我说:“一直到坐了林彪的班房,我还认为是毛主席和林彪对我的误会。”这才使我恍然大悟:爸爸根本没有想到他的革命生涯中会发生这样一件离奇的遭人陷害的事。这种阴谋手法完全在他常识之外。所以,他本着老一套尊重上级,维护团结的精神,拼命躲避着射向他的明枪暗箭,心里头最惴惴不安的,是林彪,后来是毛泽东对他的误会。
就算爸爸做梦的时候能想到林彪陷害他,但他绝不信,毛泽东会改变对他的看法,他原以为,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一块谁也搬不动的大石头,这是爸爸从开始起,就对林彪的种种恶劣表现姑息忍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爸爸很快又挨了当头一棒。
毛泽东自己倡导的阶级斗争不断升温和扩大化反而使他自己对中国形势的担忧和焦虑达到最高点。早在1965年,阶级力量的对比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呈现出一幅可怕的图景。按照他的说法:
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
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文学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中国存在一个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毛泽东认为,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搞了农村的斗争,搞了文化界的斗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需要的是通过一种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共产党的阴暗面。毛泽东扭转这一可怕形势的办法,这种他心目中酝酿已久的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群众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①。
1965年11月,天空已阴云密布,“文革”导火索已经点燃。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5日爸爸到了上海,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上海。上海的各种报纸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告诉爸爸,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高兴,并对他们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毛泽东还交待了,什么人都不要讲。陈丕显说,他什么人都没有讲,但觉得爸爸可以例外。爸爸听了这个消息,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日下午,爸爸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在客人未到时,爸爸向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未看。”毛泽东笑了笑,未说什么。
晚上,爸爸看到江青,江青也对爸爸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驻地,爸爸赶快给彭真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认真地对彭真说:“姚文元评海瑞的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经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大约同样的时间,周恩来也向彭真打了招呼。所以,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这篇文章。爸爸对即将到来的“文革”和他本人面临的可怕灾难完全没有预感。他仍然以他老一套的方式,一心一意维护着毛泽东的个人威信,维护着他一向珍视的党的高级领导之间的团结。
爸爸做完了这些事情,心安理得地离开上海之前,对毛泽东说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泽东神情开朗地嘱咐爸爸:“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点的报告。”毛泽东情真意切地将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爸爸说至少到这个时候,他和毛泽东之间还是晴空万里。爸爸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爱戴和追随了一辈子的伟人毛泽东。
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爸爸。听说爸爸的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爸爸像往常一样向林彪汇报了工作。临走时林彪问爸爸身体怎么样。爸爸说,还好,只是最近闹牙痛。林彪说,牙痛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痛,一吃这个就不痛了。
整个谈话过程,爸爸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
妈妈不放心,稍后曾在电话上问爸爸:“今天谈得如何?”爸爸说:“谈得不错。”妈妈又问林彪的身体怎样。爸爸说:“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好多了。”
这时候是11月27日,离召开整爸爸的上海会议,仅仅十天。
我刚才已经说过,就算爸爸做梦的时候想到了林彪陷害他,他也绝不信。毛泽东会动摇对他的信任,他更不信。这个变化在他离开毛泽东的第四天,即11月30日的五个小时之内由叶群出马完成。但是这样的事情却真的发生了。
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好几个月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②,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这封信甚至对爸爸连名字都没有提起,但林彪让叶群带给毛泽东的随信附去的11份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爸爸的信之外,全部是揭发爸爸的材料。
在1965年以来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在部队一些单位建立了联络员,即选择了一些人,使他们可以越过一切机构直接同林彪和叶群联系。林彪和叶群为整倒爸爸与他们个别交底谈心。有时叶群为了表示对某人的信任,在爸爸来到他们家里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时候,让这个人藏在另一屋子内偷听。这些人中有些听完林彪叶群的交底后没有行动,但也有一些人对林彪表示效忠,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党内屡见不鲜,事实早就证明,在党内斗争中使用这种手法是有效果和有利益的。
这些材料里有林彪授意当时在海军工作的李作鹏写的。有当时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在林彪、叶群向他交底之后,他主动写的。但他太迫切地想讨林彪和叶群的欢心,在材料里把自己说成是对爸爸观察了六年,早就独立发现爸爸有问题的人。这使得他在林彪叶群倒台以后颇有一点被动。如果篇幅允许,我在事情进行到那时,也许还会写一点他的故事。
关于叶群带着这封信,到毛泽东那里都说了些什么。由于林彪和叶群非常有先见之明地采取了口对口的告状方式,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档案,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经作古,我原以为,这会永远成为一个谜。但历史的机缘有时非常神妙。1996年9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张作为当年中央警卫团主要负责毛泽东警卫的领导,是这一事件的准当事人。在这本书里竟然有整整一节叫做“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罗瑞卿”,活画出当年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爸爸时,一些人物的形象。不可不读:
1965年10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这里环境清幽,是一个休闲和思考问题的好去处。也正由于杭州山青水秀,中央的很多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我们的第一部宪法就是毛主席在1953年带一批文人在杭州起草的。
1965年11月下旬,杨成武同志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约我到他那里去一趟。
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
到了他的会客厅,见了面,没有说几句话,叶群笑容满面地进来了(叶群是1965年11月下旬来杭州的)。
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我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当即将信装进衣服口袋里。
这时,叶群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会客厅,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折了回来,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
我说:“好,你当面交。”我将信又还给了她。
当时,我琢磨不透,叶群怎么这样变化无常,这里面肯定有鬼。我心里老大不快。
这时杨成武对我说:“很久没有见到毛主席,很想看一看毛主席。”
我说:“我给你向毛主席报告一下。”
我没有别的事,便告辞了。
回到主席这里,我将上述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报告。
毛主席“噢”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
第二天早上5点多,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
我给叶群打了电话,便站在大门口等她。不多会儿,叶群来了,进了头道门,我对叶群说:“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
谈话进行到两小时,不见叶群出来。我进去催了第一次,我说:“已经谈了两小时了。”
到了三个小时,我进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三个小时了。”
时间已过四小时二十分钟了,我实在耐不住了,又进去催了第三次:“已经谈了四小时二十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
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他们谈到差五分钟五个小时,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三次催叶群,只能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叶群还罗列了一些罗瑞卿的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当天下午,叶群回到苏州,她在电话上向吴法宪说:我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罗长子(瑞卿)的问题,你不要外传。
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变了。
这些描写我认为是靠得住的。只有最后一段中这个判断,我想我妈妈大概不会同意张耀祠。因为她说过,毛泽东从来没有相信罗瑞卿是个坏人,会反党,反毛主席……
对于毛泽东下定决心整罗瑞卿,是否是因为听信了林彪和叶群的谗言这回事,我同意妈妈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在后来说过,他整爸爸是因为他对林彪“偏听则暗”,但此时,如果不是另有原因,他才不会被林彪更不会被叶群的意见所左右。事实是,在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的心里正在涌动着一个更大的革命波澜。为了掀起这个后来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波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成了毛泽东这位平衡大师一个砝码。为了革命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为什么罗瑞卿就不可以?
关于这一点,张耀祠回忆毛泽东这本书里也有一段不可不读的文字。这段文字记述的是1966年6月,毛泽东一生中第二次回到他家乡,在为他专门修建的滴水洞别墅中住了十天。张耀祠认为,毛泽东就是在这十天中最后下定了发动“文革”的决心: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那时主席对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些宠爱。在每天所看到的材料中,都有林彪吹捧主席的话,主席看了非常不自在。特别是林彪讲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主席抱着疑惑的眼光自问道:“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他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这些话,都写进了他给江青的信中了。
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想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我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在林彪1971年叛国出逃以后由中共中央下发全党,用张耀祠的话来说:“于是,毛主席这封信便显得‘高瞻远瞩’了(单引号是原文有的)。”其实,在这封信中,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了打倒右派和他心目中的牛鬼蛇神而决心发动“文革”,并因此甘心情愿给人(林彪?)当钟馗的形象比对林彪反党企图的觉察显得更生动鲜明。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事实吧。
在叶群杭州告状的第八天,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专门是为了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注释
①参见《“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第二章有关内容。
②杨尚昆(1907-),四川潼南双江镇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办公厅主任。1965年11月,因在中央的会议上使用录音设备,被说成是对中央和毛泽东本人搞侦察,被调离。